万众期待的中超第二阶段比赛即将打响。 13日，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足协已经确定了第二阶段的裁判名单，目前网上暂时没有外籍裁判的报道。
名单显示，张磊等14名裁判前往苏州为争冠赛吹哨，马宁、傅明等12名裁判前往大连为保级赛吹罚。
在中超第一阶段，裁判争议可以说陷入了舆论的巨大混乱。 如果说上赛季的“富明鲁能事件”只是一个孤例，那么本赛季在特殊赛制下所有本土裁判的安排下，高密度的比赛、焦躁的比赛情绪，直接导致了商业对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猜疑裁判组。
裁判混乱的原因是什么？
1.
回顾第一阶段的比赛，大连赛区共有19名裁判员参与执法工作，苏州赛区则有20名。
在大连，包括傅明、王靖、顾春涵在内的三名国际级裁判，12名裁判获得了执法中超的机会。 虽然一共19名裁判，但由于裁判都是兼职（三名职业裁判除外），各有各的工作，所以很多裁判很难有两个月的长假，或者他们有法执行中甲联赛的执法任务，不能在赛区内执行所有回合的比赛。
事实上，整个阶段裁判的任务还是比较紧凑的。 由于裁判员的职责是担任裁判、第四官员、VAR和AVAR，每个赛区每轮有4场比赛中超联赛裁判兼职，经常有裁判需要在同一轮比赛中连续执法两场比赛。
可以看出，执行了1-14轮所有比赛的邢琦一共接到了18次指派，而处理次数最多的王哲除了8场比赛外还担任了8次VAR . 傅明、王晶、王迪和艾坤各出场7场，平均隔轮一场。
在大连，除了上赛季在中超联赛担任裁判的8名裁判外，郭宝龙、邢琦、林俊和唐顺祺也被任命为裁判。 两者都表现良好。
苏州赛区前后共有20名裁判参与执法，其中包括马宁等4名国际裁判。
虽然4名亚冠精英裁判中有3名在苏州赛区，但得到足协信任并给予机会的裁判并不多。 裁判主要由马宁、沉寅豪、石振禄、张磊和李海欣担任。 而金敬元这六位熊。
马宁在14轮比赛中只有2轮没有担任裁判，还担任过第四官员和5次VAR； 沉寅豪也在两轮缺阵的情况下完成了9场中超和1场足协杯执法，可见工作量之大。
苏州赛区还有黄毅、梁采薇、刘炜等第一阶段中超首秀的裁判，但他们只担任了一场比赛的裁判。 玩了一个游戏。
第一阶段，中超联赛黄牌460张，红牌25张，场均黄牌4.11张，较上赛季场均3.71张黄牌略有上升。
其中，大连赛区共有236黄11红，场均黄牌4.21张； 苏州赛区共有224黄14红，场均黄牌4张。
在所有执法过三场及以上比赛的裁判中，张磊的场均红黄牌数是最高的。 他在8场中超比赛中出示了44张黄牌和5张红牌，场均出示5.5张黄牌。 ，每场比赛的平均红牌数也是0.625。
第一阶段最嫌弃黄牌的裁判是郭宝龙。 他在3场中超比赛中一共出示了9张黄牌，场均只有3张黄牌。
张磊场均黄牌数最高，郭宝龙最低。
2.
此前有消息称，足协计划引进国外主力材料为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吹哨。 据了解，目前此事确实有初步的打算。
第二阶段，足协计划从亚洲各国召集约3名裁判进入中超执法，并在部分关键比赛中使用外籍裁判。
往年，足协倾向于欧洲联赛的裁判，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 一是各国联赛正常进行，二是新冠疫情并未散去，使得欧洲多国仍在蔓延。 为此，足协不得不考虑亚洲国家的裁判。
第二阶段裁判安排如下：
苏州事业部：
张磊（大连）、施振禄（长春）、沉寅浩（上海）、艾坤（北京体育大学）、郭宝龙（青岛）、顾春涵（武汉）、黑小虎（陕西）、刘琳（辽宁）、于波（辽宁）、刘炜（沉阳）、何凯（湖北）、邢奇（浙江）、夏军（江苏）、金景元（重庆）
大连赛区：
马宁（江苏）、傅明（北京）、关星（北京）、牛明辉（北京）、马丽（北京）、王哲（北京）、张晓晨（北京）、王迪（上海）、李海欣（广东）、黄毅（江苏）、王静（贵州）、唐顺奇（成都）
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打，目前中超各支球队已经进入两大赛区。
对于裁判员进入不同赛区的执法安排，裁判员的隶属关系是有很大原因的。
比如北京中赫国安在苏州赛区踢球。 一般来说，在北京足协注册的裁判都会回避。 因此，除了在北京体育大学注册的艾坤外，北京裁判都留在苏州赛区执法。 其他如傅明、王哲、马里、关兴、牛明辉、张晓晨集体参加大连赛区，躲避北京国安执法。 的比赛。
与此同时，来自江苏的马宁和黄毅也去了大连。
在争冠组中，可以看到来自陕西、辽宁、浙江、武汉、湖北等地的裁判。 他们所在的地区没有球队参加争冠组，所以他们也很擅长分配执法任务。 避免。
上海裁判王迪被调往没有上海队参赛的大连赛区。
从保证赛区执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足协在安排裁判员时不可能将所有最优秀的裁判都安排在一个赛区内。 因此，中国足协将其直属的四大亚冠精英裁判分入两个赛区，平均分配。
当大家看到马宁、傅明这样的金哨级裁判，同样是亚冠精英裁判在大连赛区征战时，中国足协也安排了另外两名亚冠精英级裁判来苏州征战。 比赛场地排队。
张磊和沉寅豪作为备受重视的亚足联精英裁判，留在苏州，也保证了两大赛区都有更高级别的裁判执法。
3.
裁判是世界足坛永恒的争议话题，但在中国联赛中判罚争议更多。
尤其是在VAR“诞生”之后，乱象不断。 它的“挑拨”让游戏非但没有消除争议，反而瞬间放大了争议。
与中超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制。 每一个进球，每一个点球方向，都可以直接影响到一支球队的生死存亡前景。 当地裁判是否可以信任，VAR是否可以不干扰比赛的正常进程？
人非圣贤，谁也不能做错事。 足球比赛中的每一个点球时刻都快如闪电。 裁判做出100%正确的判罚太难了，尤其是越位和手球判罚，成为了很多著名的吹哨人。 “滑铁卢”。
但是对于普通犯规和恶意犯规，裁判有自己不同的判罚标准。 马宁之所以被称为“铁判”，是因为场上出牌率比较高。
不过，失误和争议都是裁判会“犯”的“错误”，但判断一个裁判好不好，除了判罚，还有对比赛的流畅把控。
顶级裁判很少成为场上的焦点，但中超的裁判却恰恰相反，往往让自己成为比赛的主角，赛后陷入舆论漩涡。
过去几个赛季，中超裁判都是赛场上的大“问题”。 尽管足协每年都会举办多次裁判培训班，并在赛季开始前向裁判和球队解释新规则的变化，但依然无法降低判罚的失误率。
在本赛季中超第一阶段的112场比赛中，裁判没有成为赛后焦点的比赛寥寥无几。 甚至可以说，比赛中的大部分赛后裁判都是被议论的对象。
尽管俱乐部采取极端申诉手段，无法改变比赛的判罚和结果，但仍有不少球队冒着被足协“穿小鞋”的风险申诉：包括大连人、泰达、申花、深足、国安、恒大、永昌等球队就裁判的关键判罚一事向足协表达了态度，而国安、深足、泰达等球队则不止一次提出上诉。
这么多球队都向足协表达了不满，说明裁判问题确实存在短板。 中超裁判的能力普遍受到外界质疑。 虽然中超第一阶段没有门票，但裁判问题的延续很可能带来最终的爆发。
尤其是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更为关键，涉及关键判罚，一旦出现不公平，将决定一支球队整个赛季的走势。 第一阶段是地方裁判执法。 第二阶段涉及冠军和保级的关键比赛。 当地裁判值得信赖吗？
4.
2019赛季，克拉腾堡、马里奇等两名外籍裁判，以及亚足联精英裁判傅明、张磊、马宁成为中国足协旗下职业裁判。 这也是中超联赛首次推出职业裁判的概念。
但专业裁判不一定“专业”。 傅明因为对鲁能和建业的执法引发巨大争议，被足协“隐瞒”了很长时间。 口头批评。
由于2020赛季的特殊情况，足协不能像以往那样在关键比赛中聘请外籍裁判执法。 第一阶段，全部由本土裁判负责。
场哨高低参差不齐，再加上第一阶段赛程极其密集，裁判执法问题越来越严重——然而，这些都不是“捍卫”场哨的理由，尽管现在的裁判问题不能称为乱（当年“扫黑除恶”后，几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耻），能力不足是裁判陷入舆论漩涡的主要原因观点。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么多球队向足协投诉，主要是忍不住“吃亏”，一旦在判罚方面“受益”，就沾沾自喜。 京媒曾说过一句名言——有劣势就有占便宜的时候，但中超大部分球队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
由于疫情原因，上赛季外籍裁判没有一个来中国。 本赛季的联赛全部由当地裁判吹罚。 中产阶级的裁判。
不过，第一阶段本土哨子的表现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外界一直呼吁第二阶段请来外国哨子执法。 不过，中国足协国家级裁判严成斌认为，今年裁判的判罚争议其实没有往年那么多。
中超14轮过后，6支球队共提出9次申诉，占112场比赛的8.04%。 虽然投诉并没有改变比赛结果，但相关俱乐部还是表态了。
严成斌说：“今年从判断的准确率来看，应该会提高很多，但因为今年的联赛比较集中，三天一场，所以短时间内这么多的申诉让人觉得“裁判问题很大。但在往年，中超联赛14轮过后，俱乐部的投诉次数远不止9次。”
他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像国安这样影响力大的俱乐部，抱怨比较多，所以受到的关注也比较多。 “其实，包括国安在内的很多投诉，经过审核组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本赛季错判的并不多。”
对于俱乐部诉求的话题，严成斌认为，这首先是俱乐部的权利，但也反映出俱乐部无法正确认识结果的心态：“国际足联有公平竞争的原则，有一直强调如何看待结果，无条件服从判断。 这也是公平竞争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要求。 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好，心态上的过度波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就整体处罚而言中超联赛裁判兼职，我个人认为这些有争议的处罚都在规则范围内，有些尺度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他还特别提到，我们在普及规则方面也有很多不足。 “作为裁判，我觉得一些俱乐部的抱怨是莫名其妙的，我觉得作为足球从业者，他们根本不懂规则。”
5.
与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的淘汰赛制更为残酷。 两轮180分钟的比赛将决定一支球队的生死。
包括淘汰赛第一轮，1-4名的争夺，13-16名的争夺，都是极其关键的赛事。 外籍裁判大概率无法入境。 足协有也只能依靠现有的地方裁判执法。
那么在这些关键比赛中，吹哨人能不能做到相对公平呢？ 一旦出现像第一阶段那样多的争议，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外国哨子在前几个赛季末和2019赛季已经成为常规配置，除了在比赛流畅度和场面控制上优于本土裁判外，外国哨子也带来了不小的争议，但有一点必须提到：对于中超球队和外国口哨绝不能“偏颇”。
本赛季的中超联赛，洋哨是不能出现的。 足协如何保证第二阶段比赛减少争议频率？
最大的问题是VAR的使用。
VAR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关键的误判和漏判，让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相对更高。
不过，自从VAR出现在俄罗斯世界杯，成为足球赛事的一次技术革命之后，它似乎就在朝着“叠加画蛇添足”的方向发展。
在已经开始的新赛季英超中，VAR引发了不少吐槽。 虽然曼联在VAR介入下3-2绝杀布莱顿完全符合规则，但争议依然不少。
由此产生的讨论是，VAR到底是减少了足球比赛中的误判漏判，还是让足球比赛的规则变得更加复杂？
相较于英超等世界顶级赛事的VAR只是辅助手段，中超的VAR似乎才是主角。 几乎每一场比赛，VAR都不会处于“沉默”的状态，总要抢镜好几次。 这也从侧面支持了中超。 裁判在球场上犯了很多错误。
VAR让比赛失去了流畅性，5分钟以上的补时比比皆是，出现的混乱也越来越多，VAR“诞生”的初衷也失去了。
而且VAR也不是判罚的最终意见，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当值主裁手中。
次回合国安与上港的比赛中，VAR的介入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趋势。 国安在VAR面前成了“受害者”，而上港则是受益者。 用北京媒体的话说，VAR并没有改变比赛。 它更公平，但更“黑暗”。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超的VAR与欧洲顶级赛事的VAR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就像中超与欧洲主流联赛在水平和质量上的差距一样。
虽然足协多次出面力挺裁判，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在“护小腿”。 更准确的判断。
争议本来是足球比赛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放大镜来看，明明可以避免的失误还是会出现，VAR的价值也就失去了。
后记。
两年前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中国足协下属44个会员协会共有注册裁判员20685人。 内蒙古足协（2316场）和江苏足协（1360场）分列全省前两名。
在全国范围内，广东清远足协（253人）和河北唐山足协（210人）的执证裁判员数量位居各市足协前两名。
中国足协下属的44个协会中，省级足协多达10个，重点城市足协2个。 裁判员培训课程只有1-2节课，与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相关培训完全不符。 此外，2018年有两个省协会没有举办裁判员培训班，新增裁判员人数为零！
要回答裁判的困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